20余所学校、400多名教师，在闵行这所学校沉浸式学习了一天……

今年是(shì)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，上海曾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(de)主要战场，城市各处留下了当年的抗战历史遗迹。在“寻访上海抗战遗迹”系列稿件中，我们以建筑(jiànzhù)为线索来到历史现场，回望80多年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(yùxuèfènzhàn)的那些时刻。 《风云儿女》的(de)拍摄地是(shì)今天的国歌展示馆。剧本的主要创作者田汉住在山海关路，聂耳在霞飞路家中完成谱曲。金城大戏院（今黄浦剧场）是《风云儿女》第一次放映(fàngyìng)的影院，首映后很多市民都会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了，这个旋律从上海出发，传遍(chuánbiàn)了抗日战场。如果有一条行走线路将这些建筑串联起来，就(jiù)会看到一个讲述国歌诞生的完整故事(gùshì)，苏智良说道。 位于苏州河北岸的(de)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，游客们从各地(gèdì)来此驻足参观，透过西墙上保留的弹孔与纪念馆内的史料图像，去想象(xiǎngxiàng)1937年淞沪会战的悲壮场面。身为(shēnwèi)上海历史的研究者，苏智良(sūzhìliáng)教授谈到上海的抗战旧址，表示四行仓库曾是重要的战场，也是历史记忆上不可替代的坐标。 上海四行仓库抗战(kàngzhàn)纪念馆 苏智良回忆，“我(wǒ)戴着安全帽去施工现场看过。展陈设计得非常出色，尤其是根据历史照片在西墙复原的(de)大小弹孔。”从苏州(sūzhōu)河边看去，西墙上的弹孔与炮痕历历在目，坦然地向人们讲述那(nà)一段历史的存在。 在苏智良的心目中，上海还有更多的抗战遗址可以被(bèi)发掘和保护。 苏智良在上海师范大学的办公室中接受澎湃新闻记者(xīnwénjìzhě)专访 散落(sànluò)城市各处的抗日遗迹 “上海是抗日战争(kàngrìzhànzhēng)的(de)(de)重要战场，留有大量的遗址。”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，苏智良指出，这些抗战旧址大致可以分为几类，包括发生过战斗的地方、难民安全区、集中营，以及承载了革命文化的建筑与(yǔ)名人故居等(děng)。这些地方散落在城市的各处，如果将它们连接起来，八十多年前战火中的上海将会在眼前浮现。 “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”旧址(jiùzhǐ)铭牌仍然提醒着人们(rénmen)它昔日的历史 虹口区的四川北路2121号曾是“日本(rìběn)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”旧址，1937年(nián)8月14日，张治中率军进攻10天，仍未能攻克。如今(rújīn)，这座五层楼高的钢筋混凝土大楼建筑看起来已经无声融入了城市(chéngshì)的日常生活，墙边的一块建筑铭牌仍然提醒着人们它昔日的历史，苏智良说，对比战时拍摄的照片，曾经(céngjīng)的瞭望台现在只留下钢骨架子，此外保存完好(wánhǎo)。“在罗店、杨行、真如(zhēnrú)、杨树浦等地方还有很多像这样的旧址。”在苏智良看来，作为战争的见证和物证，这些承载着痛苦记忆的建筑也应该(yīnggāi)被保存下来。 霍山公园(gōngyuán)内立着一块题为“二战期间犹太难民居住区(jūzhùqū)”的中、英、希伯来三种文字纪念碑。 上海抗战期间曾有(yǒu)两处大型的难民安全区。一处是以霍山公园为中心的无国籍难民收容区，二战时期(èrzhànshíqī)，曾有三万犹太人在这里避难。 在城隍庙大殿(dàdiàn)避难的难民 而在(zài)上海(shànghǎi)城隍庙地区，还有另一处不太为人所知的安全区。苏智良告诉记者，1937年11月，在今天人民路与(yǔ)方浜中路连接的地方，法国人饶家驹建立了(le)(le)一个难民安全区，一直到1940年6月30日，这块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建有130个收容所，前后保护(bǎohù)了至少30万中国难民。今天，从城隍庙的山门走进去，右侧有一块“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”。2017年，纪念碑在苏智良的提议下(xià)设立，而在《上海拉贝：饶家驹》一书中，他记录(jìlù)了这个难民区的历史和重要意义。二战时期，南市难民区的成功模式推广到了南京(nánjīng)、汉口、广州，乃至法国、德国，并最终推动(tuīdòng)了1949年《日内瓦第四公约》的订立——该公约确立了战时平民保护原则。 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。澎湃新闻记者 钱雪儿(xuěér) 图 “有196个国家签订了《 第四公约(gōngyuē)》，其中包括我们中国。所以在上海曾有大量的(de)收容所(shōuróngsuǒ)，譬如梧桐路的天主教堂、城隍庙(chénghuángmiào)的大殿、福佑路清真寺、人民路小世界游乐场，其中比较好的建筑都(dōu)被保留了下来，但一般的市民不太知道。”苏智良认为，今天的人们也应该去了解这些散落于城市中的抗战历史。 除了安全区和(hé)收容所外，触目惊心的集中营也(yě)不容(bùróng)遗忘。“我们做过一个调查，日本(rìběn)军队在上海建立了20多个集中营，关押战俘、外侨等，这些往往都是著名的建筑，譬如(pìrú)徐家汇圣母院(shèngmǔyuàn)（今上海老站列车餐厅）、上海中学的龙门楼——它的主楼曾是上海最大的日军集中营。市西中学、上海社会科学院大楼、四川北路的大桥大楼——曾经是日本的宪兵队司令部大楼，关押了很多盟军战俘。”苏智良说，这些重要的建筑仍在，但是(dànshì)其中的历史却少为人知，“是不是可以多花点功夫，把这些故事传到年轻人的耳朵(ěrduǒ)？” 金城大戏院上映《风云儿女(érnǚ)》时的广告 建筑(jiànzhù)从不同(bùtóng)维度勾连出上海的抗战史。苏智良指出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大量的抗战文艺作品在上海诞生，这些作品的诞生地，也应该(yīnggāi)被视为上海抗战史的一部分。 “大家都(dōu)知道《风云儿女》这部有里程碑意义的(de)电影，它的拍摄地是今天的国歌展示馆。剧本(jùběn)的主要创作者是田汉，他的故居在(zài)山海关路。夏衍对这个剧本进行了(le)修订，现在夏衍故居纪念馆也已经开放。聂耳当年住在霞飞路（今淮海中路1258号），看到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歌词非常激动，所以就在淮海西路的家中完成了谱曲。在百代(bǎidài)公司，袁牧之 、金山等七人小分队共同努力灌制了第一张(dìyīzhāng)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唱片。” 苏智良说，如果(rúguǒ)有一条城市行走路线将这些建筑串联起来，就会看到一个讲述国歌诞生的完整故事。“金城大戏院（今黄浦(huángpǔ)剧场）是当年《风云儿女》第一次放映的影院(yǐngyuàn)，首映三天后(hòu)，很多市民都会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旋律了(le)，‘七七事变’以后，这个旋律从上海出发，传遍了抗日战场。” 百代(bǎidài)小(xiǎo)楼位于徐汇区衡山路811号，是一幢砖木结构的法式小洋楼，1921年(nián)，法国东方百代公司在此设立唱片厂，开启中国首条唱片生产线。2021年5月，百代小楼(xiǎolóu)经过全面修缮后正式(zhèngshì)对外开放。2025年4月30日，在《义勇军进行曲(jìnxíngqū)》首次灌制90周年之际，百代小楼作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灌制地纪念馆完成全面展陈升级，正式向公众(gōngzhòng)开放。在整整三层的纪念馆里，不仅讲述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诞生，还介绍了中国流行音乐与唱片文化的发展。 “我们说建筑是凝固(nínggù)的音乐，它也是凝固的历史”，苏智良认为，百代小楼完好地(dì)保存并展示了自己的历史。 而在嘉定西云楼，按原貌迁建的(de)杜公馆(gōngguǎn)也是一座与抗战史有关的纪念馆——淞沪抗战时期，杜月笙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，成立了战场救护队(duì)和急救队，还为淞沪抗战的中国伤兵提供(tígōng)了救助。始建于1926年的杜公馆原址坐落于黄浦区宁海西路236号，2000年，因(yīn)修建延中绿地，原址拆迁。“当时有有心人把杜公馆买下(mǎixià)，把每一块砖、每一个木梁都编号记录下来，在嘉定重新(chóngxīn)恢复建造了一个西云楼，里面的陈设完全是按照原样(yuányàng)。”苏智良说。今年4月，西云楼杜公馆已正式对外开放。 中央特科机关旧址(jiùzhǐ)纪念馆 上海也曾(céng)是二战时期情报站的中心城市，许多惊心动魄的谍战故事就隐匿在今天(jīntiān)的城市建筑(jiànzhù)里。例如位于静安区武定路上的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纪念馆，向(xiàng)公众介绍了抗战中的隐蔽战线。在山阴路的鲁迅故居附近，有一处尾崎秀实旧居，他曾在上海帮助掩护了许多中国左翼人士。1930年1月，被誉为“红色谍王(diéwáng)”的佐尔格(zuǒěrgé)(zuǒěrgé)来到上海，为共产国际搜集情报。“他第一个住的地方是华懋饭店(fàndiàn)，现在的和平饭店北楼，后来到了西藏中路上的青年会(huì)大楼 ，在这幢楼里有过许多故事。佐尔格也经常去尾崎秀实那里和他们讨论，甚至于住了下来。一位叫张文秋的女干部配合佐尔格工作，她最(zuì)隐秘的一个据点是在武康路333路，那是一个别墅区，里面有佐尔格小组最隐秘的电台……”若是跟随苏智良潜入抗战的历史，或许会发现(fāxiàn)，平时路过(lùguò)的建筑里都有跌宕起伏的过去。 在苏智良看来，上海还有(háiyǒu)很多值得建成纪念馆的抗战(kàngzhàn)遗址。“比如能不能考虑在上海南市找一幢房子，去讲述上海安全区的故事？”他说，在安全区的背后，不只是饶家驹，还有各方人(rén)士的合力，讲述安全区的故事，也是讲述这些人的努力和心血——应该被(bèi)更多的人看到。 留下“上海安全区”的(de)战争口述史迫在眉睫 谈到上海安全区，苏智良的(de)脑海中又浮现出(chū)很多人物，“当时江苏省委全力协作饶家驹救助难民(nànmín)，其中有女特工(nǚtègōng)黄慕兰、地下党员潘大成——他是饶家驹的学生，后来受饶家驹委托接管了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的工作，还有后来担任(dānrèn)上海市长的曹荻秋、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国栋也参与了安全区的工作。” 2015年，苏智良教授与电台记者金亚(jīnyà)采访98岁的周克先生，了解地下党参与(cānyù)上海安全区的往事。 周克是当时中共江苏省委难民(nànmín)委员会第二任主任，为安全区的营救工作做出了很多贡献(gòngxiàn)。2015年(nián)，苏智良去采访过他(tā)。2020年，103岁的周克在上海去世。如今仍健在的抗战亲历者越来越少，在苏智良看来，当务之急就是用口述史的方式去记录他们的故事。 “10年前(niánqián)，我们团队就寻找到十几个上海安全区的难民，最年长的90多岁，最年轻的也有80多岁，那时他们讲述了被救护的故事，10年以后(yǐhòu)，大部分人已经不在(zài)了。”苏智良呼吁，应该(yīnggāi)在保护上海“南市安全区”历史建筑的同时，及时保存难民幸存者的口述实录等珍贵遗存。“比如地方志(dìfāngzhì)办公室、党史办公室、各种文化事业的文物(wénwù)研究所等，可以去寻访(xúnfǎng)一些老上海抗战的幸存者，看看他们能(néng)不能讲述一些抗战的故事，把这些记录下来。”苏智良说，这些口述记录可能是一个人的故事，也可能是一个企业、一幢房子的故事。 苏智良是上海师范大学中国“慰安妇”问题研究中心主任。从1991年开始，苏智良和妻子陈丽菲教授在全国(quánguó)范围内系统研究并援助慰安妇幸存者群体，为仍然在世(zàishì)的老人们(rénmen)记录口述史。 “有限的(de)(de)(de)档案不可能记录大量的人生故事。有些历史的细节，随着当事人的离去，可能就淹没了。所以过去，我采访过好多(hǎoduō)这样的人。”苏智良认为，收集这样的资料迫在眉睫。他还(hái)曾采访过参加了“东京大审判”的中国代表团成员、当时担任助理检察官的高文斌(gāowénbīn)。“大约20年前，我和我的学生去采访他，记录了当时他从上海被遴选到东京的过程，讲述他如何工作、如何寻找证据，铁板钉钉地把那些甲级战犯送上(sòngshàng)绞刑架。”苏智良说，高文斌是(shì)当时代表团里最年轻的一位(yīwèi)，也是最后一位“东京大审判”的全程亲历者，2020年，99岁的高文斌在上海去世。 上海是战后审判日本战犯的重要城市，审判地位于虹口区提篮桥监狱(jiānyù)。如今，这(zhè)座曾经的“远东第一监狱”已整体搬迁至(zhì)青浦青东农场，原址不再具有监狱功能。搬迁以后，虹口提篮桥区域如何(rúhé)在尊重历史的同时推动城市更新？苏智良认为这值得关注。 “我们(wǒmen)通常说中国近代史多少次对外战争非常屈辱，唯有抗战我们获得了胜利(shènglì)，所以(suǒyǐ)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再度复兴的(de)一个重要的起点。所以我们今天缅怀先人先烈，去寻访抗战旧址具有特别(tèbié)重要的意义。”苏智良说，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今天，寻访抗战旧址，我们能从中汲取能量，更坚定地走向城市的明天。 澎湃(pēngpài)新闻记者 钱雪儿 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(xīnwén)，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